猛然放宽城市落户限制 农民拔根成“伪中产”？

 　　中国城市化的阶段

　　斯蒂格利茨曾说，中国城市化是影响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重大事件。至少，城市化是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大事件。

　　近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》，要求放宽放开大城市落户政策。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，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。

　　在继取消中小城市落户政策之后，相关政策取消和降低大城市落户条件，同时在一二线城市坚持积分落户政策，目标是推动农村人口向三四线城市转移。

　　我国城市化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我国建立了城乡二元体制，限制城乡人口流动。改革开放之后，我国城市化以每年平均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0%左右。改革开放后，通过升学考试，农村人口接受高等教育，一部分人从农民子弟变为城市新兴市民。另外一个主力群体是农民工。农民进城务工，农村人口作为“劳动力”要素参与城市化。2018年农民工数量达到2.88亿。

　　目前，我国推行新型城镇化，重点推进城市常驻人口落户。

　　取消和降低大城市落户门槛，通过户籍政策和公共服务手段，引导农村人口向三四线城市转移，会改变城乡关系。

　　保护型城乡关系

　　现代城乡关系一般通过三种方式调节：一种是行政控制，改革开放之前的城乡关系服从计划经济体制;二是市场手段，用市场配置要素;三是政策调节，用社会政策干预城乡关系。

　　改革开放之前，城乡关系属于“剥夺型”。全国人民集中力量搞社会主义建设，农业支持工业，农村支持城市。改革开放后，我国逐步建立起保护型城乡关系。

　　改革开放之后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，市场在要素配置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大作用。农民以“劳动力”形式在城乡之间流动，既破解农村农业“过密化”问题，也为城市二三产业提供优质充裕的劳动力。城市和乡村都得到发展。

　　于此同时，城乡关系并未全部按照市场方式运行。农民在市场中处于弱势，农业在产业分工中处于低端，国家对农村采取保护型政策，加大对农村的资源转移支付，限制资本下乡。在初次分配环节，将农业剩余留在农村。通过二次分配手段，向农村输送资源，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。

　　依靠市场手段与政策调节的保护型城乡关系，让农民既享受市场的好处，又避免农民被市场吞噬。

　　城市化转型

　　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迈向现代化的必经过程。发展中国家追求城市化过程中，常常会出现“人口进城，资本下乡”问题，大量人口被赶出乡村，集聚城市，产生贫民窟，造成社会震荡。我国建立起保护型城乡关系，城市化风险被乡村消除。

　　但事情也正在发生变化。当前，城市化发生转型。

　　之前的城乡关系中，农民进城务工，少部分人进城定居，绝大部分农民工的预期目标是返回乡村。农民工进城务工，提升农民家庭收入和推动乡村发展。

　　目前，农民外出务工的目的是进城安居。农村人口从离土离乡，进入到从乡村“拔根”阶段。

　　进城需要成本。农民没有能力在一二线城市买房，也没有能力在沿海务工地买房，绝大部分农民返回家乡县市购房。一些中西部地区农村40%以上的家庭在外购房，主要购房地是本地县市城市。

　　从劳动力进城到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定居，中国城市化向更深程度迈进。城市化推动社会结构变化。